2021年，作家張嘉佳經歷著自己人生的至暗時刻，情緒反復呈現軀體化的癥狀，“水泥在往你的嘴里灌，心梗的感覺隨時都會來。”他回憶當時《天堂旅行團》的寫作狀態，幾乎是空白的，“我已經忘了這個故事是怎么寫出來的，只記得常常寫一個篇章，就要縮到房間的角落里面很久”。因為想要延續最真實的情緒去書寫故事，所以他堅持把整個小說寫完了才去接受治療。

這種近乎自毀的創作狀態，讓小說充斥著壓抑的“藥水味”。主人公宋一鯉的生活崩塌軌跡——餐館倒閉、婚姻破裂、母親中風——正是張嘉佳精神世界的鏡像投射。而這段黑暗歲月誕生的作品，卻在出版后成為百萬讀者的“心靈創可貼”。

電影《天堂旅行團》海報

四年后，張嘉佳擔任監制兼編劇，彭昱暢、楊恩又、魏大勛、李雪琴、吳謹言等人主演的同名電影《天堂旅行團》在全國院線上映。一站站的路演行程中，曾經無聲碎裂過的讀者們向他講述自己被字里行間的善意治愈的過往。

電影上映期間，張嘉佳和主演彭昱暢接受澎湃新聞專訪，分享用創作對自己“縫縫補補”的心路歷程。

張嘉佳（右）、彭昱暢接受澎湃新聞專訪。

每個人物都有原型

《天堂旅行團》的故事里，主人公宋一鯉（彭昱暢 飾）在人生的灰暗時刻，遇到了身患重病卻樂觀堅強的小女孩余小聚（楊恩又 飾）。為了幫助小聚，兩人踏上了一段充滿未知的旅程。

宋一鯉和余小聚在旅途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故事和煩惱，這些生動的人物形象，也都是張嘉佳世界中重要的存在。“每一個人物都有原型，我很難做到憑空去塑造一個全新的人物出來。我希望把自己經歷過的人，在故事里面讓他們相遇。”

彭于晏 飾 宋一鯉

余小聚的原型來自一則令他淚崩的新聞：一個患癌女孩將社會捐款分給病友，照片里她與母親分錢的畫面成為電影中這個天使般角色的起點。“看到照片我已經忍不住自己的眼淚了，那么小的孩子，可能都不懂得什么是死亡。因為這個新聞，我模模糊糊有了小聚這個人物的影子。”

楊恩又 飾 余小聚

而電影中另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人物李樹，是張嘉佳一位去山村支教并永遠留在了山村的朋友。電影里面，他留下的那封信里面有一些句子，都是來自真實時空的遙遠回響。

由魏大勛飾演的方塊7的原型是大學同學，李雪琴飾演的晶晶的原型是工作中的一個同事，歌手陳巖原型正是此次在片中友情客串的張靚穎。“對于我來說，寫小說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在記錄或者還原，甚至有時候覺得，是把我的人生變成一部小說了。”張嘉佳還透露，在現場，看到彭昱暢和魏大勛演繹兄弟情的時候，“特別自然地讓我覺得好像也回到我的青春大學時代了，這是他們給我帶來的驚喜。”

魏大勛 飾 方塊7

李雪琴 飾 晶晶

彭昱暢挑戰頹廢大叔

去年，彭昱暢主演的另一部由張嘉佳小說改編的電影《云邊有個小賣部》上映，而事實上，《天堂旅行團》才是兩人合作的第一部電影。張嘉佳形容彭昱暢是“最了解這個作品的人”，彭昱暢則評價，“他寫的每一個人物里面其實有一部分影子是他自己。”

彭昱暢是張嘉佳的好朋友，陪伴和見證過張嘉佳的艱難時刻。彭昱暢形容自己和張嘉佳的關系，“就像電影里的宋一鯉和方塊7”。“他平常在我們身邊也是笑呵呵的，愛開玩笑，但有時候早上起來，我看到他發的朋友圈，才會意識到他的不對勁。”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宋一鯉這樣的朋友，你會怎么樣？面對這個問題，彭昱暢說，我什么也不會說，我只會經常去找他吃飯。這是他之前和張嘉佳的相處方式。

彭昱暢在《天堂旅行團》中一改以往觀眾熟悉的少年形象，成為被楊恩又追著叫“叔叔”的頹廢大叔。對于彭昱暢來說，這是一個“把自己揉碎了重新粘起來的過程”，“我很知道那段時間他在經歷什么，他的心情是什么樣。”

對于影片中宋一鯉的角色，彭昱暢介紹，“他遇見小聚的時候，已經經歷了很多事情。親人的離世、愛人的離開，導致他不再留戀這個世界。”拍攝期間沉浸在這個很喪角色的精神世界，也讓彭昱暢忽略了和角色年齡上的差距，“有時候我自己看到自己那種整個人耷拉下來，很低眉喪眼的狀態，我是百分百相信我就是宋一鯉。”

《天堂旅行團》劇照

采訪中，兩位好友談到彼此眼中的對方，張嘉佳評價“你沒辦法從他日常生活上感受到滄桑，但在處理事情上明顯感到他變得成熟”。彭昱暢在一旁玩笑地“翻譯”，“他的意思是我的臉是年輕的，但我心里的靈魂老了。”

從宋一鯉這個角色談到現階段一些心態上的變化和感受，彭昱暢表示，雖然一方面是因為“演員是為劇情服務的，劇情需要我們什么樣我們就去什么樣”，但他也感受到，“隨著人生閱歷的增加，在收獲到一些東西的同時，可能也會失去一些少年時候的朝氣。比如我現在回看我的第一部電影《閃光少女》，最后那一下那種朝氣蓬勃的感覺，可能也被年歲帶走了。”

陪破碎的人死扛

張嘉佳在采訪中談到，書中主人公宋一鯉的絕望與重生，實際上是他與自我和解的真實寫照。在寫作時，他更沉浸在自己的情緒泥沼中，而當故事進入影視改編時，他更希望保留原作中溫暖和希望的內核。

“原著小說是非常壓抑的，我們不想讓觀眾在電影院里面聞到藥水的味道，因此和主創團隊一開始就統一意見，要降低苦難的成分。”對于這樣的選擇，張嘉佳表示，“我知道太多普通人已經經歷了那么多苦難，我不想讓觀眾在電影院里面重新經歷一遍。”從文字到影像，他有著不同的定義，“如果小說是我自己的病與藥，那么電影的話，我希望它是一個創可貼，可以貼住看電影的人身上一些小小的傷口，如果能夠做到這么一點，我們就已經很滿意了。”

而隨著電影上映，張嘉佳在一站站的路演中，遇到了許多曾經如他文字中寫的那些“‘砰’一聲碎掉的人”。有人向張嘉佳展示自己腕上的刀痕，有人告訴他因為看了他的書才鼓起勇氣留在這個世界。“我寫作了10多年，很少正面去面對自己的讀者。十年之后，我才發現居然有人是因為一本小說或者自己的一句話支撐他走下來，這些人對于我的震撼真的很大。”張嘉佳感慨，“原來我覺得寫書的意義是對于我自己的，但原來它還有另外的意義，文字除了在文學上，原來還對生命有意義。”

對于電影摒棄了更現實的沉重感，多少帶著些“童話”的情節選擇，正是張嘉佳坦蕩堅持的“溫暖現實主義”。因為對于那些經歷著無聲破碎的人，張嘉佳希望，自己的電影和小說，能陪伴他們繼續“死扛”。“可能我對這個世界的感知就是這樣，我從來沒有考慮過要成為一個多了不起的作家，要在文學史上留下什么地位，我只想我要怎么跟我的讀者講，跟需要我的人一起走下去。“